梅新育：经济民生危机动摇伊朗基础

从2025年12月28日爆发的动乱迅速席卷全国，到今天的美以军事打击威胁咄咄逼人，内忧外患交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已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深渊边缘。经济、气候等基本面决定了即使没有外部军事威胁短线止损点位，伊朗目前的经济民生危机也将进一步恶化。在长久经济困难、极端旱灾、意识形态坍塌、统治体系裂痕、战争失败五重危机冲击叠加之下，政治、军事颠覆性系统性风险已非不可想象。

当前伊朗通货膨胀压力超过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期间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经济凋敝、民生困苦是伊朗内部动荡和外部被动的直接根源；在不少方面，目前伊朗的经济民生压力已经超过了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和两伊战争两大动荡时期，突出体现在通货膨胀问题上。而且，今天的伊朗政府要应对、解决通货膨胀等经济民生问题也面临重重障碍，不仅目前国内外经济基本面决定了伊朗政府严重缺乏扭转高通胀和货币贬值的手段，而且面临比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期间严重得多的外部制裁。至于今天这样随时可能遭遇超级大国军事打击助推内部动荡的风险，更是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期间所没有的。

审视伊朗的经济民生困境。国家政权倒台始于恶性通货膨胀，古今中外不乏前车之鉴。因此，通货膨胀率（CPI）是衡量伊朗经济民生压力的合适指标。纵览数十年来伊朗通货膨胀指标，在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和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全面制裁伊朗以来三个动荡时期中，通货膨胀压力以2018年以来最高，两伊战争期间次之，伊斯兰革命期间最低。

1972~1979年8年间，伊朗年通货膨胀率变动区间为5.9%（1972年）~27.6%（1977年），其中有两年为个位数，1974~1979年连续6年为两位数，其中1977年一年超过20%达到27.6%的高峰，这一年兴起致国王、首相公开信浪潮，翌年升级到了大规模游行示威和开枪镇压。

两伊战争1980年9月20日正式爆发，1988年8月20日结束。1980~1988年9年间，伊朗年通货膨胀率变动区间为4.4%（1985年）~28.9%（1988年），其中除1985年一年为个位数外，其余各年均为两位数，有5年超过20%，其中1987、1988年连续两年超过伊斯兰革命期间的峰值，伊朗随之在伊拉克占领大片领土的不利战局下被迫签署停火协议。

相比之下，2018~2025年的8年间，伊朗年通货膨胀率变动区间为26.9%（2018年）~45.8%（2022年），其下限已经接近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时期的上限，上限比伊斯兰革命时期上限高18.2个百分点、66%，比两伊战争时期上限高16.9个百分点、58%。有3年超过30%而不到40%，有4年超过40%，亦即自2019年起伊朗已经连续7年通货膨胀率超过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时期的峰值，其中2025年为42.4%，一年通货膨胀率就与伊斯兰革命兴起与高潮的1977~1978年两年累计通货膨胀（42.5%）相当。

从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通货膨胀管理实绩总体不如其取代的巴列维王朝。笔者整理计算了1938~2025年88年间伊朗年度通货膨胀率（CPI）数据，最高纪录是1942、1943年两年，分别达到了76.8%和140.9%，原因是当时苏英美三国盟军占领伊朗，在伊朗大规模印钞支付军费开支，导致伊朗通货膨胀失控。除此之外，从1938年至1977年公开信浪潮启动伊斯兰革命进程的40年间，仅二战期间的1940、1941年两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0%，其余年份都是个位数或不到20%。但自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建立以来，伊朗年度通货膨胀率超过20%已经司空见惯，从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伊朗年度通货膨胀率最高纪录是1995年的49.3%。

不对称特征、城市化和货币贬值增强伊朗通货膨胀杀伤力

当前伊朗通胀和高度不对称特征、伊朗城市化的进展，以及对内高通胀必然带来的伊朗货币对外持续大幅度贬值，都给伊朗经济、民生进一步雪上加霜。

当前伊朗的高通胀高度不对称，粮食、食品价格涨幅远高于通货膨胀率整体，2025年食品价格同比涨幅72%，医疗用品涨幅50%，均高于消费价格整体涨幅，主食大饼价格涨幅更高达120%，接近消费价格整体涨幅的3倍，对普通民众、社会底层打击尤为沉重，进一步加大了对伊朗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压力。

同时，与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时期相比，伊朗城市化率大幅度上升，亦即不能自给自足、需要从市场买粮的人口占比大幅度上升，牛策略配，牛策略配配资，香港牛策略配公司进一步增强了通货膨胀对民生的打击。20世纪70年代末伊斯兰革命时伊朗城市化率百分之三四十，现在已经上升到75%左右。

国内持续高通胀和高财政赤字，加之对外贸易受限，结果必然是货币汇率持续大幅度贬值。货币贬值引发2025年12月28日德黑兰商人罢市，导致伊朗中央银行行长穆罕默德·礼萨·法尔津引咎辞职；2022年他上任时，市场汇率1美元兑43万里亚尔，2024年4月市场汇率跌破1美元兑70万里亚尔，到2025年底他辞职时市场汇率1美元兑145万里亚尔，这样的货币贬值幅度也是伊斯兰革命时所没有的。

从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现在伊朗货币贬值程度比伊斯兰革命时大得惊人。从1993年3月汇率改革前浮动汇率1美元兑1600里亚尔，到2025年12月28日市场汇率1美元兑145万里亚尔，伊朗里亚尔市场汇率不到33年里对美元贬值到当初的1/906。

油价走势和大旱影响将进一步加大今年伊朗经济民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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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今年伊朗经济，由于国际市场油价走势不利伊朗，加之大旱打击，即使没有美以军事打击，预计其通货膨胀率也将大概率进一步上升，有可能刷新其历史纪录。如上文所述，从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伊朗年度通货膨胀率最高纪录是1995年的49.3%，而伊朗改革派经济学家赛义德·雷拉认为今年四五月之交可望超过70%。

伊朗等西亚北非穆斯林石油输出国经济民生和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市场石油、小麦两大关键商品行情：油价高有利于其取得较多收入而经济增长、社会稳定，油价低则反之；麦价高导致其居民生活和财政负担加重（因其普遍为粮食净进口国且补贴粮价）而推高其社会动乱风险，麦价低则反之。目前，国际市场石油价格走势总体不利伊朗。

2023年以来，国际市场油价持续下行。世界经济增长并不强劲，关税战等冲击世界秩序，新能源高速发展，中美等国放松对煤炭的管制，西方国家核电发展社会环境正在快速改善……这些因素都构成了油价重大利空。近日来油价上涨主要缘于伊朗局势而非基本面变化，不能持久。

伊朗理论上粮食自给率达到90%，但近年每年仍需进口数百万吨小麦，多者可达七八百万吨，且政府多年来在零售环节向小麦等主粮给予高额补贴，面粉市场价格往往可达政府给予面包店的补贴面粉价格的十七八倍；如果要向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叙利亚提供粮食援助，负担就更重。伊朗遭遇严重旱灾打击，导致其粮食安全非但没有改善，反而面临“不可预测”的风险。

截至2025年，伊朗已创纪录地连续6年遭遇干旱，2025年全国降雨量比长期平均水平减少约89%，首都德黑兰降雨量为百年最低水平，全国深陷60年来最严重水危机。经此重创，即使今年全年伊朗风调雨顺，也难以在一年之内消除连年大旱的后果。

伊朗政府缺乏足够财政与外汇资源对冲民生压力

在理论上，伊朗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对冲高通胀带来的民生压力，但财政和国际收支/外汇储备情况决定了伊朗政府可用于对冲民生压力的资源已经极度匮乏。

2025年12月起，伊朗调整、削减油价补贴，引发广泛怨言；年底动乱爆发后，佩泽希齐扬政府没有新增粮食等补贴，只是把每年用于补贴进口商品的100亿美元改为直接发给国民每人每月7美元购物补贴，持续4个月，引来许多新的抱怨。但审视伊朗财政、债务和国际收支情况，可以看出，佩泽希齐扬政府非不为也，乃不能耳。

2011年西方制裁时正值初级产品超级牛市，伊朗经常项目收支顺差585亿美元，广义政府净借贷（赤字）占GDP比例为0.7%，广义政府总债务占GDP比例10.6%，时任总统内贾德开始向公民每人每月发放90美元现金缓解制裁影响。2025年伊朗经常项目收支顺差萎缩至64亿美元，其间2019~2020年还连续两年逆差，广义政府净借贷占GDP比重上升到了4.4%，相当于2011年的6.3倍；广义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上升到了35.6%，相当于2011年的3.4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这种情况下，佩泽希齐扬政府对冲民生压力还能有多少作为？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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